【广东美术百年 | 21大家】政治化时代的艺术追求——新中国时期的方人定 

方人定

（1901—1975）

广东中山人，1921 年至1926 年先后就读于广州法政学校和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1923 年至1929 年从高剑父学画，1929 年至1935 年在日本留学并毕业。1949 年前先后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国画系主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后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教授、广州国画座谈会负责人、广东画院副院长。代表作有《闲日》《归猎》《旱年不旱 》等。出版有《方人定画集》《方人定评传》《中国名画家全集/ 方人定》《方人定纪念文集》等。

政治化时代的艺术追求

——新中国时期的方人定（节选）

郎绍君、云雪梅

处在上升阶段的、稳定的新中国政治和相应的经济建设成就，主张以社会革命方式求得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给深恶战乱、渴望国家繁荣富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空前的希望，他们很快接受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以及隶属于这个社会模式的文艺管理体制——以战时左翼文艺传统为基础，又吸收前苏联经验而形成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管理体制。艺术家由党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统一管理，统一发放工资或生活补助，不再是流动、散漫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中的少数人成为党政机关、文艺协会和艺术学校的官员，艺术家之间也有了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分化重组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生存秩序。毛泽东先后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成为艺术家遵循的准则。但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舆论一律”的管理机制和不间断地政治运动、思想批判运动，又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为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

归猎    中国画

146cm×81cm

1932 年

适应上述社会模式、文艺管理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中国的文艺作品也以近乎全新的面貌出现。其特点概而言之，就是内容上的英雄主义，形式手段上的写实方法和趣味上的通俗化倾向。但艺术创作本身总比理论概括丰富得多，画家们的艺术作品还是有种种的不同。解放初，人们对祖国统一、和平建设，对提倡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民族尊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勤劳节俭、“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对追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等等，表示衷心的认同，艺术家对新的生活、新人物、新事物和革命领导人的歌颂是由衷的，可信的，他们为信仰和理想而压抑自己的个性要求和艺术习惯，是自愿的，可以理解的。但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艺术家群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些人被打倒了，一些人沉默了，一些人发达了；一些人言不由衷，开始热衷于虚假的粉饰；一些人歌颂新人新事但保持真诚；一些人追求权力，尝到了“兼吃政治饭”的甜头；一些人接受批判，力求改弦更张；一些人受到打击，宁肯退出文艺界，也不放弃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方人定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欢迎这个强调服务于人民的新社会，也迅速接受了新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这与他多年追求的“再造”中国画的理想似乎不谋而合。他真心实意歌颂新社会和新人新事，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作品。廖冰兄说，方人定解放后的作品，“画的大多仍然是劳动者，但欢愉明朗早已替代了过去的愤郁迷惘。他的人物画常常缀衬了各种各样的鲜花，那其实也是作者心境的新写照。所以毋论今天掉过头去看方人定的作品可能会有什么新评价，很重要的一点是，方人定之所作，是与其‘表现时代，吐露人生’的主张可以互为印证，并无丝毫虚伪做作的。体察人生，敢说真话，表里如一，不能不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可贵品质。”不过，到60年代，他的人物画减少，花鸟动物画和书法作品增多，他的思想和艺术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闲日    中国画

175cm×93cm

1931 年

广东美术馆藏

新人物画

笔者所见方人定新人物画近三十件，大部分收入《中国近现代名画家画集·方人定》一书。其中《画家》、《整理笔记》、《荔枝熟了》、《途中问字》、《早晨》、《花市灯如昼》、《初生的小牛》、《下车》、《水上人家》、《花市前夕》、《最坚强的人》、《劳动之后》、《旱年不旱》，以及与人合画的《军民渔水情》、《澎湃向农民宣传》等，都具有代表性。

《画家》、《整理笔记》均作于1952年。前者描写一穿白衬衫、蓝制服裤的中年国画家（这正是那个时代城市人的典型衣着），在江边作水墨写生。他把画板架在膝上，在全神贯注地勾画，显得朝气蓬勃。此画可以看做画家的自写。《整理笔记》刻画一个青年妇女在家中学习的情景。灯光柔和地照在圆桌上，桌面放着报纸和《学习文选》，旁边还摆着《毛泽东选集》。她梳着整齐的短发，穿着工作服，聚精会神地写笔记。两件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虔诚而专注，受着一种力量的支持，认真地工作学习。在20世纪5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把真理和人生价值寄寓于“革命”二字，为了“革命”，就要做好本职工作，学习好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生活清苦，没有洗衣机，没有电话、电视，甚至连收音机也没有，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在单位里跳集体舞，唱革命歌曲。但他们很乐观，感觉很充实。今天的年轻人对此也许难以理解，但这却是事实。

旱年不旱    中国画

164cm×83cm

1963 年

中国美术馆藏

《途中问字》（1954年）、《花市灯如昼》（1956年）、《下车》（1956年）也都是城市人物题材。《途中识字》描绘放学途中的两个小学生在雨中共打一把伞，一个女孩儿在手上写字，似在向另一女孩儿询问。路边美丽的小花，给这个生活中常见的场面增加了诗意。20世纪50年代，国家义务普及中小学教育，学校里建立少先队，实行评“优秀生”、“三好生”制度，毛泽东向学生们发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比起战乱频繁的解放前，中国的学校教育有了极大的改观。那时候，方人定的女儿、儿子正读中小学，这件作品，表现了父亲眼中的孩子生活。从平凡的细节看到了她们的健康成长，心中也感到欣慰。《花市灯如昼》取材于广州每年一度的春节花市，画家题：“广州春节前夕，花市热闹通宵。爰借朱淑真句为题。人定。”朱淑真是宋代女诗人、词人，作品婉约幽怨，但“花市灯如昼”一句却欢快明丽。画面刻画两个年轻女子刚刚选购了各自喜爱的花朵——含苞欲放的桃枝和盛开的月季。手执桃枝的姑娘用手指揽过一朵月季，闻它的香味。花市灯如昼，摆满了诸如金橘、蔷薇、大丽花等各色盆栽花卉。整个作品虽以女人、花市为对象，以色彩和精细刻画为特色，却很重视白色、黑色、蓝灰、浅黄、淡绿、淡紫的使用，格调高雅清新。画家摈弃了一味勾勒填色的单调画法，综合勾染与没骨，色块与线描，传统仕女画（如脸部晕染三白与腮红）与新人物画（如借鉴日本画的色彩法画毛衣），作一种综合表现。对花卉与环境的描写，则把中国画讲究虚实、西画讲究表现空气感的方法融合为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画花卉的技巧——近代以来，有这么好花卉功底的人物画家，是不多见的。《下车》描绘城市交通生活的一个瞬间：公共汽车到站，售票员帮助旅客把孩子抱下来。那时候，国家很强调公务人员如售票员的服务精神。《下车》所歌颂的，正是这种道德风尚。

《荔枝熟了》（1953年）、《早晨》（1955年）、《初生的小牛》（1956年）、《水上人家》（1956年）、《花市前夕》（1957年）、《让妈妈们喂奶》（1958年）、《饮马》（1959年）、《劳动之后》（1959年）、《旱年不旱》（1963年）、《山西道上所见》（1964年）等，都取材于农村生活，画面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如女果农、女花农、女饲养员、女船民等。她们年轻、美丽而强健，从事着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神情中透着自信和欣慰。画家突出的不是她们的个性，是她们对劳动生活的正面态度与感情，就主题而言，《荔枝熟了》表现丰收，《初生的小牛》表现人畜兴旺，《水上人家》、《花市前夕》表现和平安定，《旱年不旱》表现机器灌溉，《山西道上所见》表现学习毛主席著作……画中人物的感情，大抵都是“自信和欣慰”。这是画家自己从观察得来的吗？同方人定“一起打着背包到过平沙农场、新会乡村和东莞的灾区”的黄笃维说：“他的画来源于生活，绘画的形象出于内心感情。”但画家对观察的选择又是受限制的，即他必须服从一个有严格规定性的方针，这个方针对题材、主题甚至表现方法都有明确的要求。接受这一方针，就意味着约束自己的思想个性与艺术个性，区别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可以这么画，而不可以那么画。不仅画家方人定如此，蒋兆和也如此，作家老舍、曹禺、巴金等等，也是如此。换言之，被纳入政治网络的艺术创作，必须表现时代的、阶级的观念和情绪，隐退与阶级观念和集体主义对立的个性心灵的自由表现。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革命世界观为指导”、“反映本质的真实”（或曰“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革命理想为主导”）。缺了这个“主导”，就可能“歪曲社会主义现实、丑化工农兵形象”，就得挖“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源”，看是否出了政治“立场问题”。方人定的新人物画，也体现着这一时代性特质。如《最坚强的人》，是他看了某残疾军人业余演出队的演出后创作的。画面描绘一个正在演唱歌曲的姑娘，她体态端庄，形象俊美，在身旁鲜艳盆花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精神焕发。细心的观者可以发现，她身后的短墙上，靠着一支残疾人用的木拐。画家巧妙回避对伤残体形的直接描写，就是体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突出了主人公的英雄主义形象。再如《劳动之后》，描写一个衣着干净、健康美丽的农村姑娘在盛开的花树下伫立着，沉思着，好像在等待什么人。她挽着裤腿，浸在清浅的河水里，轻轻搓洗着赤脚上的泥土。一只青蛙跳进水中，有波纹的水面上飘着花瓣。真是一派诗意！作此画的1959年，中国因自然灾害、浮夸风和前苏联撤销经济援助，已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开始定量供应，很多人吃不饱。这种诗意的农村景观，就是体现“革命的浪漫主义”，反映“本质真实”的作品。那时的画家，都是这样画的。

到田间去    中国画

181cm×94cm

1932 年

广东美术馆藏

这一时期，方人定人物画的风格变得严谨而稳定，凡画人都用较为传统的勾勒填色方法，工写结合，很少再出现“东洋”或“西洋”风格画法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他继续了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回归传统的趋势；二是社会环境对“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要求。前者淡化外来影响，突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后者力求通俗易懂，优先考虑大众的欣赏习惯。50年代以来的中国画，普遍向年画和连环画靠拢，强调形象好看、色彩强烈、气氛热闹，而与讲究“高雅”的传统文人画，重视主观表现的西方现代艺术拉开距离，正出自同一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