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美术百年 | 21大家】论胡一川版画艺术——从中国新木刻作者的主体性谈起

胡一川 

( 1910—2000 )

原名胡以撰，福建永定人。革命美术重要领导者之一，著名教育家、活动家、艺术家。1949 年率领华大美术科与徐悲鸿率领的北平艺专合并组建中央美术学院。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党组书记，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广州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第三届常务理事和第二届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木刻《饥民》《失业工人》《到前线去》等, 有油画《开镣》《红军长征走过的偏桥》《前夜》《挖地道》等。出版有《胡一川油画风景选》等。

论胡一川版画艺术

——从中国新木刻作者的主体性谈起

潘行健

一

胡一川———个中国美术界已十分熟悉的名字。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艺术创作与艺术观念及对这一切的记述、评论，已经把一个有鲜明个性又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艺术家形象树立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还是要说，对胡一川的认识仍需继续深化。

到前线去    胡一川

版画    15cm×20cm

1932年

广东美术馆藏

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经历着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深刻转变。已被记录下来的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从不同角度与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国美术这段重要的历史。可是，由于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隔代修史”的观点看，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中国美术发展作出较为科学准确的评价更需时日，这就使得我们对众多美术家的认识只能在逐渐调整与深化的过程中才能完成。特别是对某些—直处于历史漩涡中心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立人格的有代表性的美术家的研究，例如胡一川。

失业工人    胡一川

版画    19cm×29cm

1932年

胡一川研究所藏

二

胡一川是从投身新兴木刻创作开始走上艺术道路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木刻的兴起与发展成就了包括胡一川在内的新的一代艺术家。现在我们收篇在本画集里的胡一川从上海到延安两个时期的作品，全部产生于这两个十年，正是这些作品，确立了胡一川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先驱者之一的地位。也成为我们研究胡一川整个艺术与人生的重要基础。

出击之前    胡一川

版画    15.5cm×20cm

1937年

胡一川研究所藏

虽然对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木刻的辉煌的肯定及对其传统的继承早已不是陌生的话题，至今也仍然不时听到有关的提及。但也必须看到，新木刻传统的价值经过时间的冲洗在当代视野中已变得比较模糊，或者会因诠释的肤浅反而失落在——片“继承”声中。当然，这与中国现代版画史论研究工作一直都较为薄弱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欣慰地发现，当人们重新面对那批版画作品时，仍不由得再次被深深的打动和吸引，五光十色的现代艺术仍难掩其特有的光彩；人们也常常愿意重提那批版画作为当下艺术问题的参照……于是，能否对中国新木刻艺术再作深一层的追问，能否在“昔日的辉煌”中再发掘出一些于今天我们更有价值的东西，已成为一个世纪回眸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延安群众大会    胡一川

版画    15.5cm×20cm

1938年

胡一川研究所藏

显然，对这一课题的讨论与对胡一川的认识直接有关。

在此，仅就中国新木刻作者的主体性问题提出一点认识。

中国新木刻主要包括二十年代经鲁迅先生直接倡导兴起于上海，继而北京、广州，成长于抗战八年的新兴木刻以及三十年代后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解放区木刻。作品主要内容包括：揭露旧社会黑暗、抗日救亡、解放区新生活三大部分。呈现出与当时专注于引进西方美术和美术教育或继续潜心于传统的承传与改革均不相同的新的价值取向。

前夜    胡一川

油画    138cm×176cm

1961年

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从“五四”到1949年人民政权成立的三十年间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由黑暗的现状，透过革命跃向理想的未来的关键时刻。”革命具有不可代替的时代价值。当对民族解放胜利的企盼与对现代民主新社会的期望已成为全国民众发自心底的共同期望时，“五四”精神的坚持不能不包含着时代革命精神与社会严峻人生和关注。作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反映的文化，也必然要对此作出回应。以新木刻为代表的革命美术正是这一历史要求的产物。它的崭新的价值取向，无论是道德的、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都带着时代的革命的性质。对新木刻这一革命属性，是过去研究者所一致重视并已作出许多评论的。

铁窗下    胡一川

油画    133cm×94.5cm

1981年

胡一川研究所藏

在这些研究中，大多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展开，而相对缺少联系作者以使研究得以更加深入。也可以说，过去对中国新木刻的认识，比较忽视了对人——作者的研究。如果说新木刻是与过去中国传统美术不同的一批作品，那么，它的作者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凭藉什么条件、什么因素创作了这样一批作品，恐怕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讨论。本文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进入对胡一川其人、其版画艺术的再研究。

挖地道    胡一川

油画    146cm×112cm

1974年

胡一川研究所藏

鲁迅先生1931年5月22日在《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中有这么一段话：“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短短几句话，勾划出一代青年作者“清醒”“坚强”“健壮”的“新芽”形象。郭沫若先生在《论中国新木刻》一文中也这样写道：“在这人民意识全面觉醒的新阶段，木刻艺术，实开风气之先；木刻作家们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确确实实走在最前头了。

南海油田    胡一川

油画    60cm×51cm

1983年

广东美术馆藏

如果把“新木刻作者”作为整个群体的概念，对照鲁、郭两位先生的话，可以从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他们不仅对新木刻的革命性有充分的自觉，同时又始终坚持着自身艺术追求的初衷。他们懂得鲁迅先生所说的“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的含义，能够记住“技法修养是最大的问题”的提醒，按照先生指出的 “必须刻苦锻炼，奠下素描的基本功夫”、“必须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的要求，在既“遭压迫，又缺乏师资”的条件下学习、提高。他们组织办班、研讨、讲座、展览、出版等活动，深入到“轮廓”“明暗”“线条”“刀味与木味”“黑白对比”直到“怎样拓印”诸多方面的探讨，具体到“一个画面的控制，一个人物的钩描，一根线条的刻划，都给予谨慎的推敲”……这一“切在今天仍属难得的努力，无疑都转化为他们作品的艺术底蕴和审美支撑。不难发现，新木刻作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段社会尖锐矛盾及深刻变革的历史，而且是良好的艺术素养与审美体验，包括某些技巧手法、形式语言至今仍不失版画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艺术与审美能够溶化和提升在极强的功利目的之中。在新木刻作者身上体现出对社会责任与艺术使命的双重自觉。

十大任务之三    胡一川

版画    36cm×33cm

1940年

胡一川研究所藏

(二)新木刻的兴起，直接受欧俄木刻的影响，当中与鲁迅先生呕心沥血引进推介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还必须着重指出，新木刻年青作者在大量吸取外来营养的同时，也“成群的或个别的跑到前线或敌后，都市或乡村”“与人民大众相处得更紧密了，木刻工作者从初期的心向人民进而面向人民……木刻作品现实性的增强，题材摄取的广泛深入，人物形象到中国化的塑造”、“使中国木刻青年更急速的跨越了模仿的阶段，由摸索而慢慢的寻求到自己的新形式了”。正如一位重要的新木刻作者所说“舶来的罐头的味道，到底是与煨红薯有分别的……回到人民本位的海洋里去，等到你获得更高的发展时，那更大的愉快就属于你和我的了。” 面对可口罐头，不忘红薯之香，这在“五四”之后实为可贵的文化品质。正是有了这种自尊的品质，才有那“中国化的塑造”与“自己的新形式”，才有“更高的发展”与“更大的愉快”。叶圣陶先生为《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写的“序”中有此一段评述：“近似于传统而不承袭传统，受着外来影响而不为影响所拘束，土生土长，趋于创造。我国的木刻艺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可是距离创导当时还没有满二十年” 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的确看到，新木刻在经历了开始一段较为“欧化”之后，都陆续呈现出让国人感到亲切和喜爱的中国味，特别是进入四十年代以后的作品。“拿来主义”在这批年青作者身上获得了成功。

胜利归来    胡一川

版画    13cm×20cm

1944年

广东美术馆藏

(三)新木刻作者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人生苦痛，毅然奋起，背井离乡，集结于传播先进思想的大城市，投奔延安，辗转敌后或远赴海外……一群二十出头的年青人，没有舒适的学习条件和工作环境，没有现成的生活安排与生存答案，只有不断的摸索、选择，奔走与抗争，要面对刀、辞退、查封、拘捕、坐牢乃至牺牲的种种迫害。”动荡不安与艰难险峻的日子使他们承受太重的负荷，但也获得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从而练就了他们顽强的个人意志，独立的精神品格和宽厚的胸怀。这一切都为他们当时以及日后人生与艺术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在时代的推动下，较早成熟而具后劲，当中的代表人物在五十年代以后大都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主要领导，至今一些健在者依然是画坛上的风云人物。在中国美术史上，这是特殊的一代。它使我们看到了：在—种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很强的艺术实践中，美术家也同时完成着个性与人格的自我塑造。

牛犋变工队    胡一川

版画    11.5cm×19cm

1942年

广东美术馆藏

当时代让新木刻作者不可回避地面对上述这些重要课题时，他们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成功地作出了回答。如今，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这些问题又已经在新的文化层面上以艺术本体、中西交汇、生命个性等现代话语进入当代的美术形态中并成为美术家们关注的焦点。只要我们愿意回首，应该不难发现，在前辈们身上，在他们对待艺术、对待文化、对待人生的独立自主的状态中，已经有着—种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而又仍然比较缺乏的与革命精神互为一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先进的思想家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一“学习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客观思维方式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的历史，那么，“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口号其精神实质也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与弘扬，是以主体精神为核心的“人民意识全面觉醒”的集中表现。而新木刻艺术正是秉承着“五四”的精神，推动了年青作者们的思想革新与精神解放，推动了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成为改造社会的革命者，成为鲁迅先生寄望于美术家的“引路的先觉”。

胡一川就是这个觉醒的群体中的一个优秀分子。

开镣    胡一川

油画    174cm×264cm

195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