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偶遇五四运动，决定延长中国之行

一切似乎是安排好的，当时已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在与美国文化有很大差异的中国“偶遇”了五四运动。说“偶遇”是因为1919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当他们从旧金山准备启程时，收到东京帝国大学邀请他到日本作讲学的致电，他欣然答应后，又接受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场次的讲演。杜威到日本并没把中国列在他远东之行的计划内，但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急不可耐地发出邀请，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经日本，登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才有了杜威的中国之行。

1919年5月3日，杜威到中国的第4天，他在江苏省教育会作了第一场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报告，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场内“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次日，中国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身在上海的杜威，显然没有像当时对巴黎和会关注的中国人那样及早得到五四运动的信息。

稍稍拉长时距看，杜威4月30日下午从上海下船踏上中国土地，5月1日在家书中说：“我在中国睡了一晚，但是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映入我们的眼帘”。但他由挂一国牌照的车不能进入另一个区域敏锐观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细致地观察中国的饮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书中依然只讲到缠足女子和商场见闻，未提及五四运动。

约翰·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他的思想涵盖逻辑学、认识论、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哲学、美术和宗教，主要教育学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学校和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和《人的问题》等。

5月5日，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学生蒋梦麟，陪同杜威到蒋的家乡浙江杭州游览、演讲并任翻译。5月7日，蒋梦麟中途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学生运动爆发了，他收到电报要求立即回京。可以确定的是，杜威此时知道了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但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详情。

一旦他得到第一份关于五四运动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书中，他开篇就说：“北京的风暴似乎现在已经平静了，大臣们依旧把着官位，而学生们被释放出来了。”接下来在信中不时穿插些运动的信息。事实上，他得出的“平静了”的消息也不准确。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5月30日，杜威终于来到北京，目睹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并为那种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所深深震撼。

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他们手持“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卖国奴曹汝霖”等标语走上街头。

由于五四运动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想留在中国看个究竟。他改变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国的原定计划，决定向哥伦比亚大学再请假一年，留在中国。

6月初是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6月5日，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给女儿报告了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杜威后来得悉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因为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而在前天罢市了，他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晃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1919年6月，在街头演讲的北京大学学生。

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说3个“卖国贼”已经辞职，学生罢课已经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诉女儿：“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想一想我们国家十四岁以上的孩子，如果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7月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这里的政治气氛又紧张了。据说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两天以后，他又写道：“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在后来发表的《中国的学生反抗》等数篇文章中，杜威对五四运动做了堪称全面、详细的记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学已经变成了监狱，而许多军队围着它搭起了帐篷，外面还张贴一张公告，说明这就是演讲妨碍和平的学生的囚禁之地。这是不合法的，等于用军队查封一所大学，而后其他的团体就非对政府让步不可。”

从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观感尚缺系统的背景，一些判断事后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作为一位哲学家，杜威对五四的关注不限于具体细节，而是以小见大，他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表达证实了他的关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么地步，几乎接近于外国驻中国的专业媒体记者。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被释放返校。

（二）著文、演说、会见：杜威与中国的互动

随着观察的深入，有意无意间，不知不觉中年届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中，成了广义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并以独特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与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互动。

杜威参与互动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公开发文章，他先后写了《中国的学生反抗》《学潮的结局》《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等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还在家信中反复讲述五四相关的情形，其中《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些地方他们比我们更民主》《我们看到了中国活生生的一页史实》《中国真正的觉醒》等直接讲到五四运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立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参与互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与各方面人士的交往。杜威后来回忆说，在中国的早期日子里，最高兴的一天是5月12日与孙中山先生的见面，当晚孙中山亲赴沧州别墅拜访杜威博士，并共进晚餐。在餐桌上两人就“知行合一”的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使人们崇尚空谈，知而不行，他反其道而行之，告诉杜威即将出一本证明“知难行易”的书，并征求这位哲学家的意见。杜威听完孙中山的阐述颇受触动，支持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欣慰。杜威得出在中国人中或许有争议的结论，“前总统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哲学家”，杜威因得出孙中山是哲学家的判断而淡化了他革命者的真实身份。这件事说明由于信息不对称，杜威在这样的互动中也可能产生误判。无论如何，在杜威的回忆中：“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民主之为自由》（美）约翰·杜威著、刘放桐、陈亚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

有人将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表述成一个梯级链式结构，首席代言人是胡适，还有他的学生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郭秉文、郑晓沧、陈鹤琴、李建勋等人，还有一些并非他的学生的热血青年，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言人是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胡适受到杜威的很大影响。《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讲：“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由于受到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主张的影响，毛泽东1920年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就组织了“问题研究会”，在毛泽东为研究会所拟定的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所经销的图书中包括《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多种杜威的著作。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互动的最主要也是发生影响最大的方式当然还是讲座。5月18日下午7时，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5月25日晚演讲《共和国之精神》，各校学生听讲者3000余人，从讲题看就是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回应。5月底杜威离开南京，前往北京、天津演讲。自1919年4月30日从上海下船到中国，到1921年8月2日从青岛登船由日本回美国，杜威除了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向高级班的学生直接用英语教学，还作了200余次演讲，足迹遍及中国当时22个省中的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杜威在“那些省城里的讲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会场里，那是必要的”。“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当杜威来华的资助者和从前的学生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希望他能在讲演中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杜威后来在中国各地讲演的内容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在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情况下，杜威在中国演讲的主题有：民主政治；科学的实验主义方法；基于民主政治的哲学和教育，以上三个主题组成一个三角形，不仅与五四的主题深度切合，借助当时全国各地报纸对杜威的访问和讲演活动所做的充分报道，成为很多人参与运动新的校准和推动力。

《民主与教育》（美）约翰·杜威著，薛绚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

（三）从传统到现代：杜威与五四的深层互动

杜威与“五四”的深层互动显然在文化方面。1915年就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思想条件，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器。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也以此为主题，但前者是文化运动，后者发展成了暴力事件。

与当时众多中国人与儒家传统激烈对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地批判。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他有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的问题，后来他判定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

杜威与弟子胡适。

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对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温和的态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于道家的处世哲学。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今雨轩为杜威举行六十岁晚餐会。由于这年杜威的生日恰与中国农历所记孔子纪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所做的祝词中称：“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并将两人的思想作了比较，在列举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处的同时也指出相异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难养，杜威说男女平权；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导创造。一年之后，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对此没有反感，反而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认真地体验古老中国的习俗，由衷敬佩中国民众创建共和的巨大热情，并在《新共和》与《亚细亚》两本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内容主要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为中国辩护的意味。1920年，杜威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他要求人类认识自己生活的“集体化时代”，“旧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了”，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1920年初，杜威在天津学生联合会讲解《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时阐明：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立的思想、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

有人认为正是杜威轻视主义，重视问题，很科学而无信仰，世俗而唯物，深获中国（文）人之心，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极权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引发1922-1927年持续五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带来中国思想的大转型。如此归因显得证据不足，一方面，杜威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种族平等、不同信仰平等，文化多元，政教相对分离，在不伤及共存的前提下尽量扩大人的自由，最大限度避免暴力使用，这些是500年来人类的进步大趋势，大潮流。

杜威在中国。

杜威所倡导的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推进社会变革是实现民主的基础。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用讨论的方法替代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带来暴力的结果。他看到中国公共集会的场所少，并在《德莫克拉西的真义》一文中坦率地表示“这是一个大缺点。”并告诉听讲的学生：“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这点上，1920年由苏联到中国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的罗素与杜威有相同判断，他感受到中国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与仇恨，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

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

美国杜威学校里的学生们。

杜威主张平民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

。就是要有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使青年人能用他自己的头脑把由经验得来的想法一个个实地验证，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公众关系的兴趣，要使人人都有一种通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否定了把一部分社会成员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能造成社会飞跃的进步逻辑。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

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存有杜威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将朝着理性、温和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后来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暴力事件发生。而现实中的众多中国人就如杜威所言，他们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从而引发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五四运动。

（四）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它对教育的影响延续得最为稳定，这些影响中包含了杜威所发挥的作用。

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在何处？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

《中国心灵的转化: 杜威论中国》（美）约翰·杜威著，刘放桐、陈亚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接下来的问题是，教育是建立在宗教主义所坚守的不变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人是观念与信仰的动物；还是建立在尊从人的天性的信念基础之上。受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影响，杜威主张儿童中心，注重生活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呼吁在学校中进行一次“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哥白尼式革命”，在学校中应将中心从教师转向学生。与那种类似马戏团训练动物的传统教育方式战斗，强烈反对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学校教育，代之以鼓励发展学生的“思考技巧”和独立性。要追求生长和成长（growth）。

所以，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

一个夏日的午后，杜威、胡适、蒋梦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个屎壳郎在奋力推泥团，屡败屡战，胡适和蒋梦麟都称赞屎壳郎有恒心和毅力。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因为按照杜威提出的实验主义反省“五步思维法”，屡屡失败的屎壳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杜威1921年离开中国，他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机构制定的《学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史称“壬戌学制”，标志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其中强调了体现杜威教育观念的七条原则：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新学制和新课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1928年6月，杜威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杜威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停留在书本、文章和各种争论上，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由文化深入到了各个层级的民智启蒙。

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的人生产生深刻影响，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胡适当年送别杜威时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